吴川和夏阳交代清楚之后便带着随从返回哈尔滨去了,长春新城的建设历经四年已经初步成形,共和党及革命委员会的一些机关开始搬迁至长春,他也应该回去哈尔滨坐镇了。
夏阳和王葆真在送别了吴川之后,也很快坐车南下天津完成自己的新任务去了。在火车上,王葆真虽然忧心忡忡,他的神经可没有吴川和夏阳这么大条,能够面不改色的向整个老欧洲发出威胁,但还是尽责的向夏阳对河北、天津的政局做了简单的介绍。
“…北京政府所谓的直隶省,其实要害就在四处地方,滦州、北京、保定和天津。滦州是防御山海关的要点,现在已经被我们拿下,北京以北几乎已经失去了防御地利。
剩下的三处地方,北京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北京城的守备力量相比,其实它在政治上的意义要更重要一些,入城时机如果不到,就算进了北京城也无法让天下人心服,那么还不如先不进城,至少可以在表面上维护住国内的和平。
剩下的保定和天津两地,一为河北南部的要隘,一为河北连接南北及海上的交通枢纽,两相比较天津实质上更重要一些。一旦我们拿下天津,则不仅可以断绝北京的出海通道,也能够让关外和山东根据地联系起来,则河北只剩下了通往山西和河南的两条对外通道。
北京政府当然也能看到这一点,只是虽然他们已经足够重视天津OTg2NTc=,但却没有胆量撕毁和列强签订的条约。因为1902年,满清同各国约定,距离天津街市30公里以内,中国不得置守卫兵,民国成立之后全盘接收了满清同列强签署的条约,因此此条约定依旧有效。
虽然之后袁世凯担任直隶总督时,以警察取代军队改头换面的向天津驻扎了一支武装力量,但是这只警察队伍的规模不大。这对于我们来说倒是一个好消息,只要能够打破列强的约束,把军队开进天津,就不会遇到什么有力的抵抗。
而整个直隶地区的北洋武装力量其实还分成了三块,一个是北京城内完全听从于袁世凯的力量;一个是驻扎于保定的,为曹锟兄弟所控制的北洋第三师;还有一个便是下野在家的段祺瑞的势力。
和前两者相比,后者因为下野对于这些部队的控制力并不强势,不过就北洋整体来说,段祺瑞的名望又仅次于袁世凯,因此倒也不能小看其。
这一次袁世凯不得不将天津地区让给我们,一方面是因为我们在唐山事件中迫使英国人做出了让步,使得其不好食言;另一方面就是法国人为扩界一事和天津商民争论不休,北京根本无力调解双方的矛盾。
自1902年各国在天津逼迫满清政府撤出驻军后,天津地区的治理方式就和其他中国城市大不类似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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