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30日,袁世凯召集了孙宝琦等外交部官员商议,应当该如何应对当前的外交局势。对于袁世凯的询问,孙宝琦只能摇头苦笑着说道:“英、法、俄、美四国公使虽然有意调停我国同日本之间的冲突,但是几位公使认为我国政府并无能力制约革命委员会,因此他们并不愿意和我们进行交涉,而是派出了代表前往哈尔滨。我看让外交部出面和各国商谈和平一事,恐怕只会让我们自取其辱。”
袁世凯听了孙宝琦的回答,心里顿时就有些不舒服了。虽然他知道对方说的不错,要是让他和吴川易地而处,恐怕自己也是不肯把这样出头露脸的事交给北京来处理。
毕竟除了镇南关大捷之外,中国这几十年来还是第一次跨出国境击败了一个列强。如果能够把这份功劳加诸于中央政府头上,那么新朝的气象不就出来了么?
和孙宝琦隔了数个座位的顾维钧似乎看出了袁世凯的心思,他只是略一沉思就出声说道:“孙总长这话说的差了,不管各国公使如何自说自话,当前能够代表中国的终究还是北京,绕开北京去同哈尔滨办理交涉,这在国际法上也是说不过去的。
更何况,这一次抗击外侮革命委员会虽然很大的力气,但是北京政府难道不也是承受了极大的压力的吗?如果革命委员会还识得大体,还不打算起兵造我们的反,那么就不应该想着撇开外交部和各国进行协商,否则他们同南方那些乱党又有什么区别?
最后,我们终究还是中华民国的中央政府,要是各国公使只是这么随口一说,外交部就唯唯诺诺退让一边,纵容各国去同地方势力接触交涉,各国政府恐怕只会更瞧不起我们,今后外交部还要如何出门和外国办理外交?”
外交部次长曹汝霖对于顾维钧的冒失大为不满,他当即说道:“若是没有张勋一案,我们对各国同革命委员会的接触绕过北京提出抗议倒也不妨。但是现在么,中央和哈尔滨之间恐怕是互相猜忌要更多一些,如果我们硬要在其中插上一手,而革命委员会又不作理会,中央到时在各国代表面前还有面子吗?”
顾维钧却不以为然的说道:“张勋此人仗着和大总统有旧,一贯在地方上我行我素,丝毫没把中央政府放在眼里。
年初时大总统下令各军、各省都要换掉前清旗号,换上我中华民国之旗号,可是张勋拒不服从大总统的命令,虽然去掉了前清旗号,却也没有挂上民国的旗号,而是自己找了快红布在上面写了个张字,然后就挂在他的督军府上空,一时被报纸引为笑谈。
试问,这样对前清忠心耿耿的人,怎么会接受大总统的指示去袭击山东的革命委员会?我看大总统不妨对革命委员会坦诚相对,然后趁着张勋实力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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