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进入五月之后,刚刚成立的中华民国北京临时政府也迎来了第一次政治危机。4月24日,在南方组阁的唐绍仪抵达天津,次日到京城。随行的只有教育总长蔡元培和农林总长宋教仁及部员数十人。
4月26日,唐内阁于总统府召开第一次内阁会议,定每周二四六于国务院开会,一三五日于总统府开会,下午治部事。
但是唐绍仪因为在此前加入了同盟会,此次还以赞同南方民党阁员带兵北上以换取他们加入内阁的行为,遭到了北洋派官僚的不满和攻击。其次唐绍仪回京后支持由南方民党人士接任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这不仅引起了三省现任都督的不满,也令袁世凯警惕了起来。直隶都督就是前清的直隶总督,这一职位维系着京城和北洋集团的安危,袁世凯自然是不肯让出给民党的。
于是在袁世凯的默认下,直隶、河南、山东三省都督带头发难,弹劾唐绍仪“依势附利,借同盟会为奥援,植党营私,扼交通部为利薮,不顾大局,但徇私情,遇事依违,因循误国”,并在市面上流传出了唐总理之位不保的传言。
虽然此类传言并不代表唐真的要倒台,但是已经说明唐失去了北洋上下的信任。而唐绍仪和内务总长赵秉钧之间爆发的矛盾,更是加速了唐绍仪内阁的倒台。
民国成立后,北京政府改变治边政策,以“五族共和”和“内政统一”为名,试图消除内地和边疆在政治上的差异,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和管理,即“视蒙藏回疆与内地各省平等,将来各该地方一切政治俱属内务行政范围”,为此,裁撤理藩部,其事务划归内务部管辖。
赵秉钧调用旧理藩部司员数十人到内务部新设的蒙藏事务处任职,而唐绍仪却想多用南方人员,少用旧人。这立刻引发了旧理藩部司员的不满,这些人和赵秉钧相熟,也不愿让其为难就干脆一体辞职,但这便让内务部陷入了瘫痪之中。
赵秉钧不得不向袁世凯辞职,袁世凯出席了5月5日的内阁会议上调停唐赵两人的矛盾,但未过几日赵秉钧再次前往总统府,向袁当面再次要求辞职。
袁世凯对于这两人的矛盾也是感觉棘手,他对身边人哀叹道,“总理易人,则国务院必须全体解散,方兹大局危迫,更张殊觉不妥,且将来新人物欲一一得参议院之同意,于情势亦多窒碍。”
唐绍仪在失去北洋集团的信任和支持后,很快便受到了其他党派的猛烈攻击。起因是民国政府财政困难,唐绍仪不待新内阁成立,便同华比银行单独签订借款100万英镑合同,以应急需。
但是随着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四国银行团于5月正式提出抗议,因前清度支部的主管官员早已承诺,在未来大宗政治借款上将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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