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您亲自拆封。”
耿谨文便不再作声,一路安静的走回了自己的办公室。进了房间后,他就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看到了文件盒子。耿谨文打开盒子后先翻了翻其他几份文件,最后才打开了封好的政治局会议的抄件文件袋。
这份文件足足有几十页厚,耿谨文翻看了几页后才知道最近这段时间长春的中央委员们到底在忙什么,才会连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冲突都置之脑后了。
这份文件,其实就是政治局会议纪要的简略版,主要是为了向在外的中央委员们通报,党中央最近开会决定了什么,然后就是询问在外的中央委员的意见是什么。
耿谨文很是认真的看着手上的文件,这场会议看起来讨论的相当激烈,不过他很快就意识到,这是党的中央委员们第一次在吴川缺席下,自行制定一项政策,也难怪他们会如此慎重其事了。
而这场会议讨论的主题是,梁廷栋和李大钊提出了成立城市公社的理念。耿谨文知道这个理念,去年冬天,吴川前往哈尔滨等地工厂、街道、农场进行视察,对于党内及革命委员会的官僚主义现象进行了批评,并决定推动工厂工人的自治权力。
在过去党拥有工厂的所有制下,工人就是在为党工作,因此党禁止了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力,也禁止工人在没有获得工厂领导的批准下进行罢工,在这一时期工会的工作实际上就是为了完成党交代的任务去鼓动工人积极工作,并承担一部分福利分配的工作。
随着吴川强行把党的资产国有化、全民化,甚至是集体化后,工厂的所有制和管理权力就开始出现了冲突。理论上工人应当拥有管理工厂的权力,但实际上党并没有放弃对于工厂的全面管理。吴川在哈尔滨视察期间工人群体表达的不满,就是认为党管理的太多了,甚至采取了资本主义的方式在剥削工人们。
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工人希望在工厂生产和管理上拥有更多的民主。工人们开始厌烦,工厂中出现的官僚主义倾向和脱离实际的上级指定生产任务。
对于工人们发出的诉求,一部分党员是支持的,主要是宣传部门的党员,他们认为现在工厂内的管理距离社会主义的民主太远了一些。但是对于那些经济部门的党员来说,他们反对给予工人过多的自主权,认为这只会让劳动生产率下降,他们只同意提高工人的工资和待遇。
于是党内就出现了两种倾向,一种认为应当给予工人更多的管理工厂的权力,比如给予工人自行组织工会的权力,让工人通过工会和党进行对话;另外一种则认为应当贯彻实行工会国家化,因为革命委员会本身就是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因此工人阶级的领导权力在革命委员会中已经获得了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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