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谨文胸有成竹的对着徐世昌回道:“确实,以当前的国家的财政收入,想要修建这两条铁路确实是比较困难的,所以我们还是得借钱修路。
但是我们认为过去的那种每条铁路单独借款的方式并不可取,不仅利息高且还带有许多附加条件,不是损失路权,就是不得不向外采购各国指定的材料。这样一来,我们不仅在借款方面要额外付出许多,还要在材料上再被列强刮上一笔。
而铁路这种交通方式,一旦建成就会形成独门生意,掌握在他国手中就无疑是把国家的经济命脉交给了别人来控制。所以从国家的利益来说,我们也不可能再接受过去那种附带诸多条件的铁路借款合同。
因此经过多方考虑,我们认为铁路必须国有化,只有国有化铁路建设,我们才能平衡全国的经济建设,而不必受到列强的操控。其次,中国的基础建设必须加快速度,否则不足以追回被满清荒废掉的工业化时间,因此我们必须要建立向社会和外国融资的渠道。
根据我们东北这些年的基础建设经验来看,想要做到以上这两点,首先就得建立一个单独的部门管理铁路的规划和建设、运营;其次就是建立一个大型的融资投资基金,一方面向海外及社会融资,一方面对基础建设项目进行投资;最后是建立一个由国家控股的铁路建设公司承揽本国的铁路建设。
通过以上的方式,我们可以把政府部门从弊端丛生的建设过程中OTg2NTc=解脱出来,以降低铁路建设的成本和提高行政效率。也可以提高资金的使用率和降低融资成本,并促进本国的工业发展。”
说到这里耿谨文暂停了一下,注视着徐世昌的眼睛意味深长的说道:“当然,想要做出这些行政上的变革,肯定是要触及到某些部门或个人的利益的。不过我觉得,现在的局势却正好推动这样的变革,不知徐国务卿你怎么看?”
徐世昌本就是从实务上一步步干出来的,并不是那些耍嘴皮子的清流官,因此他只是略一思索就明白了耿谨文提出的解决办法确实是可行的。当然,这么做的话必然是要得罪交通部和财政部这两个实权部门,毕竟成立铁道部和建立基金都是从这两个大部手中分权。
民国成立以来,政府中最为强势的几个部门也就是外交部、陆军部、交通部和财政部。外交部的地位高是因为列强在中国的地位所决定的;陆军部就不用说了,这是袁世凯的权力根本;至于交通部和财政部则是因为控制着财权才地位高。
而和财政部相比,交通部从铁路盈余中获得的款项显然更为稳定,也不像财政部的支出那么繁多,所以交通部反而比财政部有钱,由此在北洋内部还形成了一个交通系的政治力量。
由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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