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华人很快败下阵来,被杀及饿死山谷者多达万人,而侥幸存活下来的不过300人而已。
初三日,华人在大仑山饥甚,不得食,冒死攻城,夷人伏发,燃铜铳击杀华人万余,华人大溃或逃散,饿死山谷间,横尸相枕,计损二万五千人,存者三百口而已。见《东西洋考·卷五·吕宋》。
大屠杀结束后,西班牙殖民者虽然一次性便清除华人的“威胁”,却也因此有得罪明朝的危险。殖民当局担心明朝会采取军事进攻、断绝通商等报复行动,便于次年遣使向明廷进行“解释”。福建巡抚徐学聚将事件上奏朝廷,万历帝听闻后暴怒,下诏将张嶷枭首示众,同时令徐学聚严厉斥责西班牙殖民当局。
巡抚徐学聚等亟告变于朝,帝惊悼,下法司议奸徒罪。三十二年十二月议上,帝曰:“嶷等欺诳朝廷,生衅海外,致二万商民尽膏锋刃,损威辱国,死有余辜,即枭首传示海上。吕宋酋擅杀商民,抚按官议罪以闻。”见《明史·列传第二百二十一·外国四》。
徐学聚等人奉命“问罪”西班牙殖民当局,然而在他们颁布的《谕吕宋檄》中,虽然一开始也宣称“尔吕宋部落无故贼杀我漳、泉商贾者至万余人”,实属严重罪行,但考虑到对方认罪态度较好,况且“海外争斗,未知祸首;又中国四民,商贾最贱,岂以贱民,兴动兵革?”,竟然为对方的暴行进行辩解。
殖民当局见到这份“问罪状”如释重负,自此看清明朝色厉内荏、糊涂颟顸的本性,在之后剥削、屠杀华人的行动中变得更加肆无忌惮。
去世明朝没有向西班牙还击也有深层次的原因。在17世纪,美洲白银的流入,加上大明朝廷超量印发宝钞,彻底击垮了以宝钞为基础的明朝信用货币体系。所以自嘉靖后期,国家货币财政开始陷入危机。
但是在宝钞制度名存实亡和盐引制度被废除后,大明朝廷事实上已经没有能力发行公债或信用货币来解决财政赤字。而且万历三大征也耗尽了帝国的元气,已经无力对外征伐了!
根据达维南特的计算,17世纪的英国,政
府每年收入的330万英镑中,仅来自海外贸易的进口税就大约有130万镑,约占39。14%。而光荣革命后,政府得自贸易和国内制造业的收入每年可达200万英镑。同期荷兰公民在战时缴纳给政府的赋税占年收入的比例超过1/3,和平时期的赋税约为年收入的1/4,其中大部分由商人承担。
而同时代的中国情形却不然。估计明末全中国每年总收入为3700万两白银,其中田赋收入在并入许多杂项税目后,总计约银2100万两;役银1000多万两;盐课价值200万两,杂色项目400万两。向长途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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