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以为发现了大秘密的王陵基,在黄浩然乘车离开朝天门码头后,立即找来侄子唐勇炜,让他赶往宜宾,想方设法混入黄浩然的团体。
“你要记住,现在是接近黄浩然的最好机会……虽然他接管了宜宾五县,但毕竟是个外来户,根本不懂四川的规矩。黄浩然很快就会发现,他要想在这里站住脚,就必须倚重川中人物。此时你带着部队送上门去,即便是查出了你和我的关系,你也是他丢不起的马骨,为了不寒了后续投奔者的心,他只能重用于你……”
四川省内复杂的局面,是王陵基这样做的底气。在他看来,如果没有一个四川本地人引路,任何人都不可能看清天府之国的真正面目。
刘湘死后,四川省脆弱的军政系统已是摇摇欲坠,军阀们私下开始重启“防区制”。
而“防区制”,正是四川军阀二十年混战的起因。
民国初期,四川军阀之多,割据时间之长,混战之频繁,为害之大,可以说是非常罕见的。然而,恐怕几乎没人会想到,这丧尽天良、罪恶累累的军阀混战竟然是“合法的”!
这“法”,就是从1918年摄行四川军民两政的熊克武颁布起,直到1934年刘湘统一四川军政后才结束的四川军阀“防区制”——一部四川大小军阀之间划分势力范围、各自进行军阀割据鱼肉百姓,乃至兵戈相向、血肉混战的“吃人游戏规则”。
“防区”,原本指各军的驻防区域。但四川军阀的“防区”却远远超出了军事方面的意义,俨然一个个大大小小的军事独裁王国。1918年,熊克武决定按各军驻防地区,划拨地方税款,由各军自行向各县征收局提用,作为粮饷之需。四川军阀防区制由此形成。
在防区制下,各县市的驻军、行政和财政权力,全部全部由驻军把持,驻军在该地区可以自行委派官吏,自行收税,自行扩编部队,而省政府视为合法。虽然“防区制”作为一种法令,原本是四川军阀避免相互兼并和争斗,确保各自地盘和势力而相互协调妥协出的“游戏规则”、“君子协定”。既然各自有“防区”,那么别个来“侵略”,我反击甚至于追击,似乎就是“依法行事”了。所以在无尽的贪欲与残暴驱使下,各军阀为了扩大或夺取更富庶的防区而不断进行混战,防区制期间他们或单挑、或群殴,大战小战达400余次,四川百姓无辜罹祸,死伤无数、损失至巨。
另一方面,取得防区的军阀,也怕刚得到的防区一不注意就会被别人夺去,因而想尽办法从防区压榨出大量的钱财,供自己扩充实力和享受,甚至出现民国24年收税已经收到民国100年以后的怪现象。
防区制时期,实际上是四川现代史上的一个最黑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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