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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我这个定义的人,是母亲工作单位那个姓陈的老院长。他是个曾经留洋在德国学习过精神与心理医学的老医生,文革之后,从省城被下放到了九镇,文革之后,也一直不愿意再回到省城,就留在这里,做了一个副院长,直到退休。
母亲说,那天凌晨,我回家之后,就没有再说过话,也不睡觉,也不吃饭,什么都不干,就是一个人安安静静地坐在某处,一坐就是一天。
母亲说,她吓怕了,也恨极了,打我,两耳光打得我嘴角都出了血,我还是那样坐着,没有丝毫反应。
母亲说,当时我的那种眼神,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眼神,谈不上多空洞,但却是绝对的陌生,这不是属于她从小养大的三儿子的眼神。
那个星期里面,母亲请了道士,办了法场,想请医生,却又不敢声张,怕左邻右舍的知道我疯了,那个年代不是一个把精神病人当病人看,而是把精神病人当丢人看的年代。最后,没有办法之下,她想起了单位里已经退休的陈院长。
老人看了之后,告诉我妈妈,这个就是蜡样屈曲,还很轻微,趁早送到大医院就诊还来得及。
母亲快要崩溃了,她和父亲商量,从不喝酒的父亲喝了一晚上的酒,第二天告诉母亲说,明天就把我送到省里去治病。
结果,当天,父亲上班的时候,我醒了过来。
其实,也不是醒。
因为,我根本就没有不醒,我只是在想,我只是在想的时候,没有注意到时间,我只是已经想通了而已。
但是,确实也是醒。
因为,母亲说得对,那一天之后,我就已经不再是她熟悉的那个三儿子了,我也再不是所有人熟悉的那个姚义杰。
真正的我,埋藏的我,压抑的我,在彻底想通应该怎么去面对这个世界之后,我醒了过来。
在九镇,有一条河,河边有一片白杨林,白杨林边上还有一片芭茅。在环境污染还没有如今这么严重的年代里,树林与芭茅丛中经常都会有很多的鸬鹚、白鹤、野雁。
那一个星期,我其实,都是坐在那里,一个人,静静地,晒着太阳,想着那一晚的一幕幕,也想着我人生二十年中的一幕幕。
为什么,我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疯过,不是因为我要面子,不是因为我怕人耻笑。在我一生中,我做过很多不要脸的,为人所不齿的,疯狂而邪恶的事情,它们的程度都远远要超过我静坐于家中的那一个星期。
我打心底就完全不承认的真正理由是因为专家说,精神病人的思想是混乱的,无序的。而我不同,所有的一切,在我的脑海中,都是一丝一条,脉络清晰。我只是像一个旁观者,观看并且思考,所发生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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